学人 | 麦耘：立足汉语，面向世界——《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麦耘卷》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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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麦耘卷》书影）

     承蒙上海教育出版社抬爱，命我自选一本论文集，与一些语言学同人的集子一起出版。这当然是好事。谢谢上教社对语言学界的一贯关注，对语言学人的一贯支持！

     选文章，自然要选有代表性的。不过除此以外，我还有两点考虑：

     第一，十几年前，确切地说，是1995年，广东人民出版社给我出过一本个人论文集《音韵与方言研究》。那本集子里已收入的文章，这一次就不再收了，尽管那里头有几篇讨论中古介音系统及声母系统的，能代表我早期的研究心得。

     第二，发表在国内定期刊物上的文章比较好找，也基本上不选入；只有一篇例外，就是《汉语史研究中的假设与证明》，因为我觉得它比较重要。除此篇以外，本集选的都是散见于各种论文集、非定期刊物和境外刊物中的文章，这是为了方便读者。

     本书选收了14篇论文，在书中按发表时间顺序排列。在内容上，大致分属历史音韵学和方言学两个学科，下面简单说说。

    （一）历史音韵学的8篇，可分两方面：

    （1）学术观念和方法，这有两篇：

    《汉语史研究中的假设与证明——试论一个学术观念问题》。本文由我署名发表，其实是朱晓农大兄和我反复讨论而成的，我是执笔者而已。几年前，汉语史研究界曾出现一股保守的思潮，表现之一是对汉语史尤其是语音史上用假设进行研究这种方法根本上的不信任和否定。本文是针对这种观念写的，中心思想是：汉语史研究要讲科学、讲逻辑、讲创新。有一点要说明：本文初刊时略有删节，后两次发表时补全了，现在收在这里的文本是全的。

    《语音史研究中历史比较研究与历史文献考证相结合的几个问题》。此文不同意过高抬举传统的文献考证法在现代语言学中的地位，讨论了历史比较研究成果与历史文献信息之间的关系，并指出，提高历史比较研究的水平是汉语语音史研究界的当务之急。这里讲了研究方法，更主要是讲学术观念。其实我认识有限，讲不透彻，只是表达了我的一种理解。

     材料和理论的关系是经常被提到的，而我觉得还应该不时讲讲观念和方法，尤其是一向谈得比较少的观念（或“理念”）。没有正确的学术观念，就不能很好地进行学术研究。在语言学界，一些有偏误的观念一度还颇有市场，除上面两篇文章提到的以外，还有一种，是要为汉语研究画地为牢，搞自成一统、不与国际学术相沟通的所谓“特色”学问。这也是个大问题，需要好好澄清。读者如有兴趣，可参看我未收入本集的文章《立足汉语，面向世界》。

    （2）汉语语音史研究，包括6篇：

    《汉语声介系统的历史演变》。此文从声介合母作为一个系统的角度看汉语语音史，其观点是在我此前研究《切韵》音系的“重纽”和中古介音系统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从这个角度出发的探讨以前不多见。

    《汉语语音史上“中古时期”内部阶段的划分——兼论早期韵图的性质》。此文根据多种材料为中古音划分阶段，并讨论了出现于中古后期的韵图的性质。有一些研究者习惯把“中古音”视为一个内部统一的体系；此文试图矫正这种习惯，这也是我对中古介音从前期向后期演变的研究的延续。

    《汉语语音史上的ï韵母》。此文谈近代“支思韵”的历史，用了一些新材料（如西夏文），也尝试用上某些新方法（如概率统计）。

    《“浊音清化”分化的语音条件试释》。此文试图从发音生理的原理出发探讨古“全浊音”清化后送气与否的原因，特点是把语音实验方法用在语音史研究领域里，是比较新的尝试。

    《从中古后期—近代语音和官客赣湘方言看知照组》。这一篇其实介于语音史研究和方言研究之间，或者说是两者结合，这里且算它属于语音史研究。其中讨论的内容也与中古音分前、后期这个问题有关。

    《“黾”字上古音归部说》。对上古音我研究得很少，选一篇，算是聊备一格。

    （二）方言学的6篇，都跟粤方言研究有关。可以分三部分：

    （1）粤方言的声调和变调：

    《广州话的声调系统与语素变调》。此文主要想讲广州话中作为形态音位的语素变调对声调系统的介入和扰动及其在声调系统重组中的作用。这文章行文相当笨拙、累赘，也反映出我对有关问题尚未董理清楚；有些地方，尤其是一些关于认知和语言生成方面的议论，往往是一己的悬想，谬误或混乱在所难免，请读者将就着读吧。

    《广西藤县岭景方言的去声嘎裂声中折调》。此文用语音实验方法分析一个方言个案，说明一种特殊的发声态——嘎裂声可以在声调系统中起音位作用。这是以前没人说过的。读者还可参看我的《作为声调区别特征的嘎裂声》和《从广西钟山清塘壮语第六调看嘎裂声》两篇文章。

    （2）广州话的语调和句末语气词：

    《广州话语调说略》。写此文的初衷，是觉得要弄清楚某些语法问题，尤其是句末语气词，绕不开语调。这里说的语调是根据赵元任先生早期的定义，除了句段语调，还包括句末语调，而且文中谈的主要还是句末语调。

    《广州话的句末语气词“来”》。语法研究一向是我的弱项，只是偶然涉足。这里只收一篇，跟上面那篇算是一类（赵元任先生后来把句末语调从语调中划出去，认为可与句末语气词归为一类，见他的《语言问题》）。

    （3）粤方言的形成和发展史：

    《中古精组字在粤语诸次方言的不同读法及其历史涵义》。此文讨论粤方言精组字读音的来源，其中谈及南方少数民族语言与粤方言形成的关系。需要请读者留意的是，其中有的观点在下面这篇文章中有所修正。

    《粤语的形成、发展与粤语和平话的关系》。此文所谈的平话问题是当今汉语方言学界的热门话题之一，对此我有一些自己的见解。

     上述两文的姊妹篇《从粤语的产生和发展看汉语方言形成的模式》和《粤方言的音韵特征》未收入本集，读者如欲了解我有关观点的全貌，可以参看。

     疏漏总是难免的，写出的东西即使全篇尚可，其中也不时会有些想法或提法欠妥，有些问题当时没想到或没想好，材料当用而未用、文献当引而未引，等等，待发表之后，才或别人提醒，或自己发现，或者后来有了新材料或新说法，应当补充。我文章中的这种情况，有的在后续的文章中作了弥缝，有的就未有这种机会，或后续文章未收入本集。为免读者生疑，今承编辑先生惠允，在几篇文章后面加了简单的“追记”，如同打补丁，见笑大方了。

     从我读本科时发表第一篇稚嫩的语言研究论文起，屈指一数，到现在竟已过去30年了。打那以来发表的东西，拉拉杂杂数来有百篇上下，篇幅有长有短，质量有高有低。为选编这本集子，一年一年、一篇一篇地排比起来，就像是回头看到了自己留下的蹒跚足迹，心中不禁升起一股恍惚，许许多多陈年旧事——不仅是近30年来的，还有30年以前的——纷纷跑进脑海里来了。

     从黄毛稚子渐次长成，以至于将要进入老年；从“停课闹革命”时的初中一年级学生，到“上山下乡知青”、建筑工人，浪费了十多年青春之后，总算勉强赶上恢复高考，后来竟变成个以爬格子、敲键盘为业的人。一路走来，真如一梦。

     漫漫的回忆提醒我需要感恩。在这大半生中，令我心存感激的人很多，不过在这里只能提到有限的几位。

     首先是先师李星桥（新魁）先生。我读本科的时候并不太钟情于历史音韵学，而冥冥之中似乎有一种安排，让我最终投到了李老师门下。那是怎样的一位老师啊！初闻道，印象是“博学”；渐登其堂，方知何为“深刻”；很久以后，才慢慢明白老师做学问更重要的一条是“通达”。这些都是有大成就的学者必备的素质。而最令我心动的，是作为一个人、而不仅仅是作为做学问的人，老师身上那最优秀的品格——“正直”。我将终生受惠于他的言传身教！

     我深深的感念之情还要奉予另一位也已经仙去的老师——我读高小时的语文老师、班主任邝狄先生。少年时代接受他的诱导，对我的后来有很好而且很大的影响；在那个迷茫的年代，一个卑微的青年能鼓起仅存的勇气去面对艰难的人生，而终不至于沉沦，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这一影响。

     潘悟云先生是我非常尊敬的学长。二十多年前，我跟他还不很熟悉，他曾给过我一封随手写在黄色的计算机打孔纸上的长信（可惜这信现在找不着了），其中谈到，汉语历史音韵研究要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需要理论上的创新，希望我朝这个方向努力。前些时我跟他提起这封信，他说他已全无记忆了；而我是一直没忘的。他本人就一直为这个目标极其勤奋地工作。我尽管自知资属中人，但还是希望做一点贡献；每当想偷懒时，他的话语和形象就会在我心头敲打着。

     我称之为“大兄”的朱晓农先生跟我挺有缘。我近十多年来，跟他在学术上的兴趣相同点最多，交流最多，获益最多，共同语言也最多。我们有些学术观点是在两人往复多次的讨论乃至争辩中产生或完善的，每每我中有他、他中有我，有时简直擘不开其中哪些想法原本是出自他的、哪些最初是来自我的。不过有一点很清楚：“要把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贯彻到语言研究中”，这个基本的观念，是他灌输给我的。

     作为中山大学中文系的系友,陈永正先生属于我的大师兄一辈,又是我在中大古文献研究所十多年的同事。其诗词创作、书法和学问,我当然都极为推服,而尤其钦佩的是他既澹泊而又与世共忧乐的人生态度。跟他交往,每每让我心灵深处有一种既兴奋又宁静的奇妙感觉。我一直认为,这种心境对做人、做学问都有莫大益处。不知道这能否成为致谢的理由,不过在写谢辞时就情不自禁想到他了。

     我的父亲（讳润鋆，别号大非，以号行）、母亲（姓王讳绍家）都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受过新思潮熏陶的知识分子；他们给了我生命，也给了我一颗追求真理的心。父亲在“左派恐怖”之下屈死时，我年齿尚幼，未谙世事；母亲大半辈子饱历坎坷，而至老仍如孩童般真诚，有耄颐之寿实出天然，但在她生命的最后两个春秋，我又远赴他乡，不能朝夕侍奉膝前。每思及此，痛从中来。我要把这本论文集献给二老，他们在天国会感到欣慰的！

     内人廖爱霞女士，在我还是个穷书生的时候嫁给了我，实在委屈她了。不说生养儿子和二十多年“家头细务”（广州话：家庭杂务）的辛劳，也不说凡与书呆子为伴侣的人都或多或少不得不忍受被无意间“当透明”（广州话：漠视）的烦恼，光是冲她一针一线给我缝的那些个“特色”衣衫，我就该多多地谢她了——至于歉意，就不提了。一笑。

     说到感恩，还有紧要的一件，就是要感谢这个变革的时代。想一想，若不是摆脱了“大革文化命”，哪会有今天演化中的中国，哪会有今天的我和我的同辈人。这就带出几句感慨的话来了：从个人角度说，像我这样的人生经历当然不可能具备登上学术高峰的条件；从社会角度说，当今的中国面临转折期，当今中国的学术也面临转折期，我辈生当此时，自然只能是过渡性人物。这是“命”，没办法。尽管如此，我们这一代学人还是无须自卑——我们毕竟因陋就简，让青黄不接的中国学术度过了“饥荒”，还多少攒了点“余粮”。换个好听点的比喻：我们为中国学术未来的发展铺了路；虽因种种，铺得不如所望之宽、之平，也应能获得谅解。说得更好听些，我们总算尽了自己微薄的历史责任吧。

     以上算是跋。

麦耘

2011年9月

于北京东郊之我心堂

（《著名中年语言学家自选集：麦耘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一版）

（麦耘出席第17届国际粤方言研讨会，第一排右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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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编辑 I 黎巧茹

本期审读 I 陈灵梓

责任编辑 I 甘于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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